科学发展观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人作为发展观的核心，确立了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深入理解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加强人文教育，提高人们的人文素养，培养人文精神，树立人文思想方法，才能深刻理解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一、人文内涵：科学发展观认识的飞跃
长期以来，讲发展观都是作为一种哲学观点，从没有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从哲学上讲，发展就是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发展，认为发展是飞跃，是旧东西的消亡，新东西的产生。强调发展的动力是对立面的斗争，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在发展观中从未涉及。所以哲学发展观没有主体性，缺乏价值追求，使发展观成为一种单纯的客体发展观。这种哲学发展观反映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形成了向自然开战、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和向自然索取的观念，反映到社会经济发展中就形成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传统的发展观，在实践中产生了一系列全球性的问题。我们党在十六大以后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吸取世界上其他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吸取人类在发展问题上认识的新成果，在十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这样完整地提出科学发展观，在发展观的认识上实现了两个飞跃，一是第一次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我们党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突破了发展观只作为一种哲学理论观点的局限，实现了发展观功能认识上的飞跃；二是突破了哲学发展观作为客体发展学说的局限，第一次把人作为发展观的核心，突显了人在发展观的地位和作用，实现了对发展的本质、内涵和目的认识的飞跃。
科学发展观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传统的发展观不同，其理论核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平衡，努力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及其关系的合理性存在；二是要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逐步达到人与人之间关系（包括代际之间的关系）的调适与公正。这两个方面就其实质而言都是为了人，为了当代的人和后代的人，充分体现了人文关怀。
首先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就是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既是为了当代人也是为了子孙后代的发展。它本身是源于当代人对子孙后代利益的关怀而产生的，其实质是要实现资源的世代公平分配，保证子孙后代在追求自身利益方面和当代人有着同样的权利。所以，80年代中期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作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就是：“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是一个获得世界公认的经典定义，它反映了可持续发展就是对整个人类发展的关怀。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人类发展报告•1994》中进一步提出了可持续人类发展的新概念。报告说：“可持续人类发展乃是这样一种意义上的发展：它不仅创造经济增长，而且关注经济增长成果的公平分配；它要再造环境，而不是破坏环境；它给予人助益，而不是使人们边缘化。它是这样的发展，它优先关注穷人，增加其选择和机会，使他们更多地参与到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活动中来。它是这样的发展，是关注人、关注自然、关注就业和妇女的发展”（转引自蔡昉、张车伟著《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这一界定集中反映了可持续发展实质就是人类的发展，最终是对人的关怀，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落实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代际之间的关系），要使这种关系长期保持一种合理的平衡。
其次，从人与人的关系来看，科学发展观直接地包含着丰富的人文内涵。第一，在发展的目的上，科学发展观在经济发展与人的关系问题上强调人，而不是强调物，强调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人，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它“要求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第二，在发展的动力问题上，科学观强调推动发展的主体是人，是人民群众。它强调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出“五个统筹发展”都是要人去做的。只有依靠人，依靠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才可能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及五个统筹的发展。因此，必须真正把人民群众当作历史的主人，相信群众、尊重群众，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第三，在发展的最终目标上，科学发展观把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作为社会进步的价值目标，强调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理想阶段就是共产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9页）。我们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所当然的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提出的：“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转引自：《论以人为本》，光明日报2004年5月7日）。第四，在发展的途径上，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发展的公平性。科学发展观总结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城乡、地区、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经济与对外开放的失衡问题，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强调“五个统筹”发展，这实质上就是要解决在传统发展观影响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城乡差距拉大、地区差距拉大、贫富悬殊大、人与自然矛盾尖锐、发展不公平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这是举世瞩目的。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原有的经济基础的差别、城乡差别等原因，不可能平衡发展。另一方面，为了加快发展，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在发展途径上又提出了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和作法，把精力集中在发展经济、发展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发展上，因而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出现了经济发展了，社会发展跟不上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在城市与农村发展上出现了城市发展了，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却拉大了，出现了严重的“三农”问题；在地区发展上出现了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拉大；在人与自然方面出现了以拼资源、拼能源、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造成了资源短缺，生存环境恶化，人与自然尖锐对立。针对这种情况，科学发展观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并强调通过“五个统筹”发展，调整发展政策，加大对农村、西部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力度，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和政策，加快缩小城乡、贫富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人文关怀。
二、加强人文教育：科学发展观的呼唤
发展观决定着发展的道路，发展的模式和发展的战略。它对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实践产生根本性、全面性的影响，因而也从根本上影响着教育的发展方向。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在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传统发展观的影响下，教育是要为经济增长培养人才，因此，近代以来出现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分离。我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长期存在着重理工轻人文，重功利轻责任，重书本轻实践，专业越办越窄，培养出来的人才缺乏整体文化观，特别缺乏人文精神。这从根本上说就是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在教育上的反映。为改变这一状况，适应21世纪社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高等学校加强以人文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为切入点的素质教育，不少高校都开展了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应该看到，受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的长期影响，我国目前还没有从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的角度来反思高等教育。教育中重理工轻人文，重功利轻责任的问题仍然存在。特别是在当前我国经济建设出现技工荒，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强调培养学生技能的情况下，怎样摆脱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传统发展观对教育的影响，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既加强专业技能教育，又重视人文教育，培养既有专业技能又有人文素养，能够正确理解和自觉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人才，是我国当前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必须解决的问题。现在各级各类学校都强调素质教育，可以说是教育战线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所作出的初步回应。
科学发展观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观不同，它把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目标，充满着丰富的人文内涵。深刻理解和自觉实践科学发展观，需要有人文精神、人文素养、懂得人文方法的人才。这样的人才需要人文教育才能培养出来，因此，加强人文教育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人文教育是教育人成为文明人的教育，它是通过对受教育者进行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以提高其文化品位、人文素养，促使其人生境界的提升、健全和完善人格的塑造以及个人与社会价值观的培养。这种教育实质是人性教育，其目的是人文素养的提高和人文精神的养成。通过人文教育使受教育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了解祖国的历史文化，能够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且有社会责任感，能够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与人和睦相处，能够理解人和环境的关系，关心和热爱自然，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自然物种，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人文素养的提高和人文精神的养成可以有多种途径，包括优秀文化传统的影响、高雅文化氛围的陶冶及持久的人生实践体验等等，但首要的是加强人文教育，引导人们学习人文科学知识。人文科学如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偏重于意义和价值判断。它所关注的是美的问题、善的问题、真的问题，真善美的统一问题，是人的存在和人的价值问题。学习人文学科能使人获得对人本身、对人类社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与掌握，对美、善的品位与体认，对信仰、价值的承诺与执著，这些都不是自然科学所能担当的，而恰恰是通过人文教育，学习人文知识能够提供的。当然，人类文明是离不开科技发展的，在现代文明中科学技术的成分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要。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行为的规范，人类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乃至身心都会受到科技发展的深刻影响，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也正是因为这样，人文在现代文明结构中的地位也就更加重要，因为没有人文不可能有完整的人类文明。人类文明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永远都不是科学所能完全解决的，它永远都需要人文的滋养与丰润（参见《中国大学教学》杂志，2003年第11期金耀基：《人文教育在现代大学中的位序》）。因此，人文教育永远都是不可少的，尤其是在当前深入理解和全面持久地实践科学发展观，更应该注重人文教育。
三、学习文化经典：人文教育的重点
加强人文教育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实现这一要求有多种方式，比如加强历史文化及人文精神的宣传，坚持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组织受教育者学习人文学科知识，开展社会调查等。但主要的是学习中国文化经典。以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如《老子》、《庄子》、四书五经等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厚重的人文传统。它最突出的是对人生和人格道德理想的培养，是对天人之际与人际和谐的追求，它含着丰富而深厚的人文思想。开展人文教育主要是学习中国传统文化，重点是学习文化经典，这对于理解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学习中国文化经典加深对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解。中国文化经典中有着丰富的民本思想传统。中国历代思想家对以民为本、关爱苍生的政治理念不断地加以阐发、诠释，从而形成丰富、深厚的民本思想，在今天仍然有许多精华的思想值得借鉴。
首先是民为邦本的思想。中国历史上有着丰富的民为邦本的思想，早在春秋时代杰出的政治家管仲就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以下引《管子》，只注篇名）。所谓“以人为本”，就是以老百姓作为治国的根本。管仲十分重视“百姓”即普通人民群众对于治国的关系。他一反帝王为天子的传统观念，提出以老百姓为天的主张。儒家经典《尚书》则明确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出了“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荀子提出了“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 等等。这些思想都是在强调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和基础，只有安众养民，培根固本，才能治国宁邦，长治久安。其次是尊重民意的思想。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动乱，国人起义，一些强大封国灭于一旦的事实让一些先贤对于失民心失天下的道理有所认识，于是提出了为政必顺民意，得民心的问题。人心向背是决定国家兴亡的大事。无论一个政权如何强大，但只要失去民心，就难逃覆灭的命运。其三是爱民和富民的思想。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要得民心必爱民，必富民。只有民富了，国才无忧。
总结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其中重民、亲民、富民的思想是中国历代思想家所追求的治理国家，使国家繁荣富强的政治理想。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以完全实现这种理想，但它是我们传统的民本思想的精华，是值得借鉴和发扬的。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始终是把“民”作为一种值得重视和利用的政治资源，而不是作为目的，因而是工具意义上的民本思想，它没有“民治”，不能直接孕育出现代民主之花。我们今天学习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就是要吸取其思想精华，同马克思主义关于以人为本的思想结合起来，从而加深对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解。
第二，学习中国文化经典加深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解。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科学发展观基本的理论核心。这一理论核心，一方面是总结当代人与自然关系矛盾尖锐的现状，另一方面也是总结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精华而形成的。近代工业文明以来从天人对抗的思想出发，形成了征服自然的传统，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恶化了人类生存环境。人类在反思工业文明所造成的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提出了重塑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并认为在这种重塑的过程中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智慧。英国剑桥达尔文学院研究员唐通（Tong B •Tang）在他的《中国的科学和技术》中把中国传统同近代西方科学比较指出：“中国的传统是很不同的。它不奋力征服自然，也不研究通过分析理解自然。目的在于与自然订立协议，实现并维持和谐。学者们瞄准这样一种智慧，它将主客体合二为一，指导人们与自然和谐。……中国的传统是整体论的和人文主义的，不允许科学同伦理学和美学分离，理性与善和美分离”（转引自葛荣晋主编《道家文化与现代文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页）。应该说这一结论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本质和特点。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为现在建立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料。
中国文化经典中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首先表现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明的基本思想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思想的世界观基础是中国古代整体论的哲学思想，它建立在古人关于人类与天地万物同源、生命本质统一、人类与自己生存环境一体的直觉意识的基础之上。中国古代这种整体论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天人合一”，一是强调人是自然的产物，在自然界中具有不同于他物的位置；二是强调人应该善待自然，与自然友好相处。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根本观念。中国古代三大思想流派儒、道、佛都是把天地万物与人类看做一个整体来体现“天人合一”。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出发，将“天道”(宇宙万物的秩序)与“人道”（人类社会秩序）贯通于一体，这在儒道两家表现得尤为突出。儒家为论证人道的正当合理性，一方面用伦理化的天道来论证人道，同时又用人道来塑造天道，极力使天道符合自己所追求的人道理想，把宇宙天地生化的过程与天地万物的自然生成过程同社会的礼乐仁义制度联在一起，从而得出在人类社会施行仁爱原则，在自然秩序中也应是一致的，由此将人类道德向自然界扩张，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就是说君子由亲爱自己的亲人，进而仁爱民众，由仁爱民众，进而爱护万物。从而维护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统一，使人与自然界和谐共存。道家认为人和天地万物的本原都是道。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万物与我为一”，人应该珍爱万物。庄子提出要“泛爱万物（《庄子•天地》）”，“常宽容于物”（《庄子•天下》），“爱人利物之谓仁” （《庄子•至乐》）。道家希望建立一种和平宁静的“至德之世”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秩序中，天人之间没有相互对抗，社会和自然之间处于一种所谓“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的境界（《庄子•天下》）。
其次，表现为万物平等和谐共处。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明中非常强调万物平等的价值观。这一价值观尤其体现在道佛两家的思想中。道家老子的宇宙观就认为天地万物都是同一道所生，从这一宇宙生成论出发老子提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四十二章）。老子认为宇宙间的“四大”都是平等的，没有地位高低和贵贱之别。这“四大”共同遵循“自然”(自然而然)的规律，它们都自然而然地生存和发展，任何人为的干扰和“天地主宰”的行为都是违犯自然本性的。这样老子既否定了“人类中心主义”，又否定了“天地主宰论”，是彻底的生态平等主义者。庄子则从“物我同一”出发提出“物无贵贱”。他在批评儒家的“人最为天下贵”的思想时指出人类并不比其他物种高贵或低贱。他说，茫茫宇宙，人与天地万物同属于物，“虽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此其比万物也，不似毫毛之在于马体乎”（《老子•秋水》）。物类号称万万种，人不过是其中之一，拿人与万物相比，不正像毫毛在马身上一样，人不过是毫毛中的一根。因此，庄子得出结论：“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同上）。从道的角度来看，万物都是道所派生，都具有内在不可替代的价值，所有的物种同本同根，没有贵贱之分，只有平等和谐相处。
佛教从“缘起说”出发把人和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看作是因缘和合而成。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互为条件、互相依存的，没有独立不变、自我存在、自我决定的实体，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暂时的。因此，佛教要求以“无我”的胸怀应对大千世界，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类中心主义，倡导众生平等。天台宗把“众生平等”演绎成为“无情有性”，认为不管有情无情的一切事物皆有佛性，不仅仅是有生命情识的动物，而且那些没有情识的山川、河流、大地、草木、瓦石等也都具有佛性。无情有性表达了世界上所有的存在在本性上都是平等的，它不仅承认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人与其他生命存在之间也是平等的，应与它们和谐相处。这不仅启迪我们要关爱苍生，热爱生命，为消除人类社会一切不平等现象而努力，而且启迪我们要充分认识人只是大自然万物共同体中的普通一员，我们必须热爱大自然，善待万物，与它们和谐共处。
其三表现为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中国古代生态伦理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谐相处的思想出发非常重视保护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和节约资源。这在儒道佛三家都有丰富的思想。儒家圣人孔子强调：仁者、智者“乐山乐水”，要爱护好自然界的山山水水。他提出对水中的鱼、山中的鸟不能赶尽杀绝。孟子所向往的是建立自给自足的天人和谐的社会，在这个理想社会里，农民耕种不违农时，不乱捕鱼，不乱伐树木，粮食、鱼鳖和木材用之不尽。每家人有五亩大的宅园，百亩的耕地，丰衣足食，人无饥寒，并施之以教，讲义修睦，人知礼仪。衣食有着，礼仪既修，社会呈现出一派老者可以不劳作于路，可以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的富庶和谐的康乐景象，展现出人与人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图景。
道家在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方面也具有丰富的思想。为了保持生态环境，老子主张知足知止，节约资源，确保资源用之不竭的持续之道。《老子》第44章提出：“甚爱必在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长久。”就是说，贪得无厌必致更多的花费，过多的收藏必有大的损失。知道满足不会困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带来危险，这样就可以长久安全。因此，老子要求统治者生活节俭，要“去甚、去奢、去泰”（《老子》第29章），即不要奢侈、豪华，过分追求。他认为不知足，必有大祸。“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第46章）。只有知道满足，保护资源，节约资源，保持资源的长久不竭，才有人类长久的满足。
在保护环境，节制欲望方面，佛教更有其独特的思想。佛教从天地同根，万物一体，众生平等的基本观念出发，强调要尊重生命，爱惜生命，反对任意伤害任何生命，主张不杀生，吃素食。特别是大乘佛教反对个人贪欲，普度众生，慈悲为怀，利他不利己的生活态度和吃素的简朴生活方式，对于保护环境，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具有积极的意义。英国杰出历史学家汤因比（A.Toynbee，1889-1975）号召全人类都要发扬大乘佛教精神，拯救大地母亲。西方当代生态伦理学家罗尔斯顿（H.Rolston）对此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西方传统伦理学未曾考虑过人类主体之外事物的价值……在这方面似乎东方很有前途。禅宗佛教有一种值得羡慕的对生命的尊重。东方的这种思想没有事实和价值之间或者人和自然之间的界限。在西方，自然界被剥夺了它固有的价值，它只作为工具的价值，这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而增加的价值。自然界只是人类开发的一种资源。但是禅学不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它不鼓励剥削资源。佛教使人类的要求和欲望得以纯洁和控制，使人类适应他的资源和环境。禅宗佛教懂得，我们要给予所有事物的完整性，而不是剥夺个体在宇宙中的特殊意义，它懂得如何把生命的科学和生命的神圣统一起来”（《国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252页），因而能够从根本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总之，中国古代儒道佛三家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谐相处及保护资源、节约资源的思想，形成了古代农业文明条件下的生态文明的典型的理论形态，保留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样本，它与近代工业文明以来人与自然对立的思想观形成鲜明的对比。人类要转变近代以来形成的征服自然的传统，重塑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可以从中国古代的生态文明理论中吸取宝贵的思想资源。正如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伊•普里戈津（I.Prigogine）和他的合作者伊•斯唐热（I.Stengers）所说：“中国文明对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中国古代生态文明理论对于我们今天深刻理解和实施科学发展观，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和谐发展及建设节约型社会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